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巨大贡献——怀念周恩来逝世31周年(转)

文革”中有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也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始终存在，这场影响了亿万人的“大革命”，其复杂性超越了党的任何历史时期。 拉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宣布“文革”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原来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降为常委，副主席根本不提了。随着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便被推上“文革”的前台，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文革”成了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兴风作浪的天赐良机，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个人崇拜，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和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国民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之中。 周恩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斗”，顶天立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其超人的精力、胆识和才华，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文革”兴起以后，各地红卫兵蜂拥进京串联，接受八次检阅，多达1100多万人次。千百万红卫兵给北京和各地政府，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压力是令人无法想像的。周恩来发挥其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组织各机关、学校妥善接待，并不失时机地、苦口婆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引导他们走上正轨。由于周恩来等人不断努力，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后，红卫兵串联才停止下来。周恩来很注意不让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和军队。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入档案室，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李质忠前去制止。江青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中，以“破四旧”为名，要搜查档案，周恩来立即派童小鹏去阻止。接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央、国务院发出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的规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头头时，周恩来当面下令逮捕操纵造反派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１９６７年８月底，周恩来把王力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和外交部被夺权、英代办处被烧的材料，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后又逮捕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文革小组的另一成员戚本禹于１９６８年１月也被捕。 “文革”初期，周恩来支持军队叶剑英等领导人“长城不能毁”的观点，制定稳定军队的措施。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以后还颁发了“军委八条”和《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并批评冲击军队的行为。 １９６７年后，经过周恩来的大量工作，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领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并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切无不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终使严重混乱状态在１９６８年初得到遏制。但由于毛泽东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运动根本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二、三年内结束，而是拖了１０年。正因为周恩来的存在和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场历史性灾难的打击，并维持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文革”中，周恩来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设法把“革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保障，并使生产稍有发展。他曾对在国务院协助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为此，周恩来、陶铸等多次强调革命与生产要两手抓，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生产的重要性。 １９６６年底，江青一伙开始非难和攻击周恩来的观点，认为是以生产压革命，并请出了林彪，他们把“革命”看成至高无上，其它损失都是最小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周恩来无法抵制这场“大革命”的兴起，但他始终对人民和国家负责，并不退缩回避，而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遭到较少的破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他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保护老干部，并最终使党内健康力量成为主流，战胜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周恩来利用毛泽东批示要保护章士钊的信，开列了有100多名应予保护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国家副部长以上高级领导人。１９６７年“二月抗争”后，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受到批判、冲击，周恩来尽可能淡化处理，要求他们多做自我批评，并把握机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亮相”，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这使老干部成为“文革”中、后期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中坚力量。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努力清除“左”的影响。 在纠“左”努力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设法让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周恩来妥善处理“九·一三”事件后，即向毛泽东力荐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就为军队掌握在党内健康力量手中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避免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祸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特别是促成邓小平的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事实上否定了由此制定的有关决议及其“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更多的老同志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并削弱帮派势力，使党内健康力量不断发展，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积蓄了中坚力量。 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为党和国家的贡献举世公认。由于“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党和人民的斗争不得不表现为各种迂回曲折的形式，也就决定了周恩来的斗争方式不可能是直接地、公开地、大刀阔斧地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才能取得治乱、纠“左”的效果。“文革”中党和人民的斗争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的过程。人们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周恩来在“文革”中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也基本上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从最初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但尽力不让运动干扰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把运动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而力挽狂澜；到自觉地清除“左”的影响，保存党内健康力量，阻止国民经济的崩溃而殚精竭虑；以至最后以重病之躯，直接与“四人帮”斗争，积极筹划党和国家的未来而鞠躬尽瘁。 周恩来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艺术，而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形成了别人不可比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能够尽其所能地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 在当时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他不能不考虑斗争策略和方法，采取了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坚持在重大原则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回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一切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遏制动乱，稳定局势，减少危害。“文革”有周恩来的存在而庆幸。同时也理解他的某些违心之举。周恩来曾经说过：“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党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意见。所以正确意见的掌握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7可以说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实心情和斗争韬略的写照。 周恩来是个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用现代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完美结合。他的高尚个人品德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周恩来具有温和、谦逊、平静、忍让的个性，但他温柔而不失原则意志。他的思想感情无不反映先进阶级的愿望、体现人民的呼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极端负责的态度支配了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生命，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一息尚存，就得奋斗。”他在“文革”兴起时，曾对造反派发人深省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几十年还怕这个？”他就是这样，面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挫折，个人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以“入地狱、下苦海”牺牲自己的精神，顶住恶浪，勇往直前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高尚品德是成就他在“文革”中为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内在原因。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十年！ （摘自作者童小鹏、阮黄南、巩玉闽文章。童小鹏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40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