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夷夏之争
儒家思想是中土华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家学派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而不适合于中土华夏。这一争论最早也发端于汉代。《理惑论》记载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由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即指佛教），不已惑乎？”这就是儒学家用夷夏之分来诘难佛教的，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决不能“用夷变夏”。
而后刘宋朝的何承天，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也援用了这一说法。他说：“中国之人，率性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科之戒。”（《弘明集》卷三《达性论》）这是从人性论角度，以中国与外国的民性不一，来阐说夷夏之教，即佛教与儒家教化的不同的。
直至唐朝，韩愈仍然坚持着儒佛之间有着夷夏之大防，认为华夏人相信佛教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在这点上，道教与儒家一样，也攻击佛教为夷狄之教。对于儒家和道教在这方面的攻击，佛教则以孔老即佛，佛即孔老，虽有夷夏之别而其实道一的思想来反驳之。
佛教的宗教哲学与儒家世俗哲学之争
佛教宣扬三世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等神学思想，以及一切皆空，心生万法等宗教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儒家则重视现实世界，不讲来世及三世因果报应，认为现实世界不是空幻的。
在南北朝时期，儒佛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神灭与神不灭，以及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的大辩论。何承天、范缜等人主张“形毙神谢”、“形质神用”，无有三世因果报应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与当时的佛教信徒宗炳、梁武帝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最后以范缜《神灭论》获得理论上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在隋唐时期，我国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产生了众多的佛教宗派，各个宗派先后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些哲学思想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宣扬“一切皆空”、“万法唯识”、“心生万法”等等。然而这些哲学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因此人们对它们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隋唐时期的儒学家们都没有能起来批判这些佛教思想，只是到了宋明时期儒学家才开始起来抨击佛教哲学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载、王夫之等人。其中尤以张载最为突出。他从元气本体论思想出发，指出：“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正蒙•太和》）虚无即是气存在状态，有无、隐显、神化、性命皆是一气之聚散出入，决没有脱离气而存在的虚空。以此他批评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是“不识有无混一之常”；批评佛教（“浮屠”）把万象（万物）当作虚空中的幻相，就是陷入以山河大地为主观幻觉的毛病。在这里张载对佛道二教的批评是深刻的，切中要害的。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儒家与佛、道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问题：
佛、道两教对儒家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佛、道两教融合儒家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教义，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取上。比如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刚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社会对佛教了解不多，佛教信徒们往往好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如黄老学、玄学和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如对佛教的涅槃寂静和一切皆空的思想，好用黄老学与玄学的无为说和贵无说加以解释。面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则用儒家的“福善祸淫”的思想来解释；对佛教的神不灭论，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说来解释等等。佛教信徒这种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做法，是佛教初传时期佛儒融合的一种表现。
自隋唐开始直至宋明时期，佛教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因此自隋唐始，佛教徒也就不再用儒家的思想牵强附会地来解释佛教，而是更多地吸取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来充实我国佛教的思想内容。如隋朝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谈到“善根发相”时说：“今略明善根发相有二种不同：一、外善根发相。所谓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长、供养三宝，及诸听学等善根开发。此是外事。……二、内善根发相。所谓诸禅定法门善根开发，……。”这就把孝顺父母、尊长等儒家伦理与佛家的布施、持戒、供养三宝等同起来，一齐看成是善根的“外发相”（外部表现），从而把儒家思想纳入了佛家教义。
到了宋明时期，随着佛学理论的逐渐衰弱，佛教思想中则更多地引进了儒家的思想。当时不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还是忠道孝道，乃至中庸之道，几乎无一不被吸收进佛教思想之中。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出世主义的佛教确实要以入世主义的儒家“三纲”为基础，离开了封建主义的三纲，佛教也就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