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去天葬场的仁青

一开口就提天葬师，就像是有意吸引读者，难免流于俗套。这个似乎独独属于西藏专利的一种行业，往往容易引起介于不规范的解剖学与神秘的巫术之间的联想。即使是那套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照片（我估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拉萨色拉寺附近的那个著名的天葬场拍摄的），神情严肃的天葬师分明如同一位在露天实施手术的大夫，但他手起刀落之处却是一具首身异处的人体（那人体是如此地有血有肉，简直不像尸体），足以令其他文明的人们受到惊吓。向我转发照片的朋友是一个多年来向往西藏的江南诗人，他有些心悸地问我：“难道你们西藏人死了都要这般了结？”倒是让我颇费思量，因为这不是三言两句就能说得清楚的。看来对西藏人的这种传统葬俗只能进行文学化的描写，比如有一句诗是这样赞美天葬场上分食尸骸的鹰鹫的：——“光荣随鹰背而飞翔”，可想而知会打动多少怀有西藏情结的浪漫主义者，而一个个操刀的天葬师，自然也就变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高人，似乎有着往返于阴阳两界的本事。的确，天葬师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天葬师，既要有足够的勇气处理无常的生命，还要有平衡世俗偏见的能力，更要有一颗悲悯的心。

　　在西藏或者说所有的藏地（必须添上这半句，不然有可能被误解为仅仅是行政区划的西藏），天葬师指的是自己家乡的那个帮助每个人走上轮回之路的人，虽然他从事的这个职业与屠夫不同，但也素来被看作比较低下，可是在生活中却谁也离不开，因为在死亡的时候，我们除了需要喇嘛，还需要“刀登”（藏语，天葬师）。

　　对于生活在柯拉草原上的藏人们来说，在死亡的时候，除了需要大喇嘛丹增德勒，还需要“刀登”仁青。

但是，仁青不仅仅只是一个天葬师。如果他只是一个天葬师，我不会改变我的那一次伟大的旅行（呵呵，这个形容词当然是对我自己而言），特意坐一天的车、骑一天的马，跋山涉水地去拜访他。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康北的北端白玉县和康南的南端稻城县（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康北和康南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传统上这里属于“康”地），度过了完全、彻底地沉浸在宗教氛围中的一个多月。那是1999年的初夏。我终于可以把积攒了半年的假期慷慨地、迫不及待地交给离开多年的康地。这么讲，似乎有重游故地的意思，其实不然。曾经在康地生活的岁月里我只去过几个地方，原因是当时我还小，正是上学读书的年纪，做梦也别想有一个人漫游康巴大地的一天。说是漫游有点夸张。我的计划是用半年的时间独自走遍康巴大地，至少将所有闻名的寺院一一参访，这听上去是不是像夸下了海口？事实上果不其然（惭愧，惭愧）。但为此，从未有过独自旅行经验的我把自己装备成了一个很像那么回事的背包族，用曲扎的话来说，他在雅江街上第一次看见我时，看见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个很大的背包正在迈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的个子比较矮小，而我的背包比较巨大，当我背着包走路时，别人从背后几乎看不见我的脑袋。

　　记得在白玉县，每天一早我就从一借宿的人家走向整个县城中最醒目的建筑群，位于半山坡上的美丽的白玉寺，直至傍晚才下山。我几乎成了古千活佛的专职厨师，虽然我的厨艺不怎么样，但土豆烧牛肉却是我的拿手。只要敢于大把、大把地将辣椒、花椒和其他香料放进巨大的高压锅里，就能做出香喷喷的土豆烧牛肉。我相信直到今天，古千活佛身边的“扎巴”（藏语，普通僧人）们还会怀念让他们的嘴巴无法闭上的我。但是我在稻城的崩坡寺就不是厨师了，相反中格喇嘛成了我的厨师。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喇嘛竟会做馒头，那不算白却很大的馒头泡在酥油茶里很香，但更香的是中格喇嘛揉的糌粑坨坨。康地的糌粑是用手推石磨研磨出来的，不同于拉萨的糌粑是用水力或者机器磨出来的，因此比拉萨的糌粑更有青稞本身的香味。离开崩坡寺的那天，一辆从稻城开往康定的客车在寺院附近的公路上被中格喇嘛拦住。他把我的背包塞到车上时，还在我的衣兜里塞了一样东西。我想要看，他说现在不能看，等会儿再看，是一种“琴典”（藏语，法药）。当望不见半山上崩坡寺绛红色的房子后我取出一看，竟是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我差点流泪了。要知道，中格是一个清贫的喇嘛，他显然是把我当成了一心朝圣的香客。

　　但这辆客车只把我送到了雅江，原因是曲扎的几句话引发了我的好奇心，由此可见我的旅行充满了随机性。本来嘛，一个人在路上，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在哪里住下就在哪里住下，随心所欲，随遇而安，这才符合“在路上”的本意。个子很高、头发很卷且有一双黑眼睛的英俊青年曲扎说：“你想不想认识‘刀登’仁青？我可以带你去找他。”“‘刀登’？这有什么稀奇，”我不屑地说，“我从拉萨千里迢迢到康巴，不是冲着一个‘刀登’来的，拉萨有的是‘刀登’。”我还没好气地补充了一句：“你以为我像那种喜欢猎奇的内地文人吗？”曲扎憨厚地笑了：“这个‘刀登’跟其他的‘刀登’不一样，他还是个党员呢，而且还是畜防站的站长。”

　　后来，在柯拉乡畜牧防疫工作站（其实只是一间低矮的小屋，也是牧民仁青从家里的牧场上被叫来，不是变成“刀登”就是变成站长时的落脚之处），仁青热情地给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酥油茶，我素来灵敏的嗅觉捕捉到一种并不好闻的气味，我不能说这就是天葬师固有的气味，只好接过茶顾左右而言他。恰好，用木板拼接的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的画像，那是我们从小就分外熟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标准像，而在仁青那铺着一张薄毛毡的床头，两大把刚采摘的野花怒放着，供奉着一尊端坐在被哈达环绕的木匣子里的释迦牟尼塑像。“仁青，你到底信仰什么？”我故意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可没想到仁青十分轻松地回答道：“白天嘛，我相信毛主席；天一黑，我就相信我们的佛菩萨。”这反倒让我困惑了，仁青却哈哈大笑，像是为捉弄了我而颇觉得意。当然，他这一笑也就忽略了我悄悄放在桌上的酥油茶。我到底还是一口没喝，因为我心里其实还是在意他的天葬师的身份。

那时候，曲扎是县宗教局的副局长，还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当上县旅游局的局长。而旅游这项事业在他心目中的确立，应该说与我有着很大的关系，或者说，他正是从我这个热爱旅行的人身上看见了旅游事业的美好前景。我对这个地方大加赞美、无比痴迷、乐而往返的劲头，很有可能刷新了他对早已熟视无睹的家乡的印象，从而培植起了他的满腔热情和满怀憧憬，原来这是一项可以大力开发并且从中创收的丰厚资源啊（当然，我得声明，我可没有使他们创收，反而使他们多多破费了），我想这会是他在受到我的启发后得出的结论。这无疑鼓舞了他，不然他不会在三年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旅游局的工作之中。

　　既然是个官（曲扎说是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的芝麻官），让乡里派马来接我们就是一点儿也不麻烦的事情。不过也有一点儿小麻烦。本来曲扎局长的命令可以通过电话下达，但因正逢收购当地最能挣钱的特产——松茸的季节，柯拉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不在岗，纷纷跑去当松茸贩子，以致整个柯拉乡唯一的一台电话机空鸣不已。无可奈何的曲扎只得把他的十万火急的鸡毛信通过口信传递了出去。这一招很奏效。看来藏地的乡下还是古风犹存，更适宜过去的那种用快马或者信使将无数的驿站串连在一起的方式。

　　一个三人工作组立即组成了。除了我和曲扎，还有一位模范的人民教师丹泽。可是，我们这个工作组要去柯拉乡开展什么工作呢？曲扎还好说，是为了调查该乡寺院的情况；丹泽也勉强说得过去，毕竟该乡有一所不完全的小学；而我呢？脖子上天天挂着一架有两个镜头的相机的我，不用介绍就会被人看成是“记者”，呵呵，这倒是一个最有理由去游山玩水的理由。实际上，曲扎和丹泽都是陪同我去见“刀登”仁青的。

仁青是在我们走了几座山、过了几条河之后，又在柯拉乡政府会议室的地上和衣而睡了一夜之后，才终于出现的。据说他家的牧场离乡政府很远。曲扎局长再一次火速地托人送出了他的鸡毛信。所以当我看见天葬师仁青的时候，他满头大汗，手中的缰绳还牵着一匹气喘吁吁的马，原来他接到口信时正在给生病的牛打防疫针，然后就马不停蹄地飞驰了六个多小时。我有些惭愧，又不是他想见我，怎么能这样打扰他呢？但仁青却一脸地喜悦，看曲扎的眼神就像是看自己的儿子。他俩相识多年，早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曲扎不但喝他熬的茶、吃他做的酸奶，每次仁青上县里参加畜防工作会议时，还请他住在家里，这跟周围很多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仁青是党员，还是乡畜防站的站长，但是只有“刀登”这个称呼与他如影随形。当然，人死了是离不开“刀登”的，可人活着多少会离“刀登”远一点，毕竟“刀登”的身上带着一种奇怪的气味。

　　我一直不明白这奇怪的气味源自何处。眼前的仁青，那盘着黑色线穗的长发下是一张饱经风霜的古铜色脸膛，军绿色的长袍里裹着一个敦实的身体，蹬着一双毛毡靴的腿就像许多习惯了马上生活的牧人早已变形，走路一摇一晃。他快要六十岁了，用他的话说，他也是快要被送上天葬场的人了。而我重又骑上马，跟着谈笑风生的仁青和曲扎，远远地望见天葬场时，微风拂来，异味扑鼻。哦，这奇怪的气味原来正是天葬场的气味，实际上就是死亡的气味。此时正值午后，座落在山谷中的天葬场更像一片安静的草原，除非留心察看，才会发现散落在草丛中的斑斑血迹，才会发现这里的草丛较之别处要稀疏得多，而且蝇虫乱飞。一来到这飘浮着死亡气味的天葬场，仁青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一下子显得十分地职业化。他很利索地换上一件压在一块石头下面裹成一团的衣裳，包上头巾，从放在马背上的牛皮口袋里掏出一把毫无光泽的短刀（似乎是死人的血使刀的色泽显得十分沉郁），看来这就是“刀登”的行头。接着他连比带划，滔滔不绝。下面就是他对于这种特殊葬俗的介绍：

　　“先说天葬场的风水。这可不是随意选中的地方，是过去一个大喇嘛给看的。你好生看看这地形，它像不像一片屋檐？其实这个天葬场的名字就叫屋檐。

　　“送来天葬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有，大多是这周边的乡民，也有僧人。但是天葬场对尸体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并不是有多少死人就天葬多少死人，如果超额的话就会出现鬼怪。像我们这个屋檐天葬场，是很早以前就有的，到底有多久我也不清楚，反正我当‘刀登’已经二十多年了，光是用这把刀划过的死人就有两百多，那么总共这里划过多少死人呢？虽然谁也说不清楚，但我看得出来已经找不到几块空地了（仁青拉着我的胳膊，指点着脚下的草地，他眯缝着双眼的样子就像是他能够看见那些曾经躺在这里的死人。可我如何看得见呢？我反而有点心慌地掂起了脚尖）。人死了，如果没有好好地被天葬的话，是会变成鬼的，就像壁画上的那种专门在天葬场出现的鬼，一身的骷髅架子，很吓人的。不过我没见过，可能是我身上死人的气味太重了，连鬼也不想闻。但是好些人都看见了，就在前不久还有一个放羊的女娃娃看见了。这说明我们这个天葬场该作废了。其实现在除非是凶死的人在这里天葬，一般都送往红龙乡的天葬场。那儿的‘刀登’是我的徒弟，他才当了十年的‘刀登’，就已经划了一百六十多人。那个天葬场是大喇嘛丹增德勒给看的，在半山上，很大，吃死人的鹰鹫也很多，所以连理塘县的死人都要送到那里去。

　　“划死人是不能乱划的（仁青蹲在地上，用刀在一块青色的石头上划了几下，划出一个蜷曲的人体来，惟妙惟肖）。先得在背后划一刀，接着在肋骨划两刀，再翻身往肚子上划两刀。不过小孩子就用不着这样讲究了，太小了，随便划几刀就可以了。但大人就不同了，男人得斜着划，女人得竖着划，而僧人的话，要按照袈裟的样式来划……”

　　出乎意外的是，仁青甚至还要求不停地按动快门的我，给他拍摄这样一张特殊的照片：他像一具被捆绑了四肢的尸体蜷伏在草地上，眼睛紧闭，了无生气。他说：“送来天葬的死人都是这样子。我很想看看我自己死了之后，被抬到天葬场上是一副什么模样。你千万不要忘了，一定要给我寄来这张照片。”我当然应承下来。对此，仁青表示满意的方式是用多少带点遗憾的口气说：“前几天那边草场纠纷打死了一个人，”他指了指身后的山，“你早来几天就好啦，你就可以看到我是如何用刀子划开那个人的，你就可以看到铺天盖地飞来的鹰鹫。”




  

　　其实我见过天葬。确切地说，算是见过天葬，因为那被天葬的其实不是死人。那是1998年的初冬，我跟着来自台湾的一个摄制组在访问楚布寺（此寺是噶玛噶举教派的祖寺，位于拉萨附近的堆龙德庆县）时，专门去过楚布寺的天葬场。据经典上所言，此处乃藏传佛教的本尊上乐金刚的坛城的中心，同时也是历代噶玛巴活佛的修法之地。

　　因为并无可能每天都有送来天葬的死者，为了拍摄天葬的过程，摄制组专门卖了一腿牛肉。一位喇嘛还脱下自己的衣服，把那腿牛肉裹得像一具死尸，然后放在乱石围成的天葬场内。两位扎巴首先煨桑，并撒上糌粑、青稞等。天葬师则盘腿坐在“尸体”一旁，面对着土吉钦波神山，打开经书，一边击鼓吹号一边开始诵经。据说此经是专门召唤鹰鹫这种专食人尸的大鸟的。这时候，耸入钴蓝色天际的山巅上，开始有鸟在盘旋。并传来悠长的鸣叫声，是那种清越中略带凄凉的鸣叫声。喇嘛说，这些鸟中，腋下的毛是白色的为鹰鹫，其余的有鹰，还有乌鸦。并说有近百只鹰鹫栖息在神山之中，密乘的教义认为这些鹰鹫是十方空行母的化身，在有些秘密的经书中，它们被称作是“夏萨康卓”，意思是食肉的空行母。

　　风在吹，楚布河水在激越地奔流，渐渐云集的鹰鹫在空中迟疑地盘旋着，有时停在岩石上，直至天葬师用刀大块切肉，并举起大石头砸碎骨头，才不慌不忙地接踵降落下来。那飞翔的姿势十分好看：轻盈，从容，迅捷，有着一种天生的傲气。那巨大的翅膀平平地展开着，颜色由灰至白，尾翼呈一片黑色，两边的羽翎如剪，实在漂亮。但当它们收拢羽翅，稳稳地落在地上，用干瘦的双腿支撑着颇为庞大的身躯，一摇一晃的姿态就有些滑稽了（很像仁青走路的样子）。它们并不马上抢食，而是围着天葬师抛来的肉块发出“嘶、嘶”的叫声，于是天葬师开始对它们说话，语气很亲切，像对朋友一般。喇嘛说这是在呼唤鹰鹫中的“老大”，只有它先吃，其余的鹰鹫才会跟上来。还说差不多每只鹰鹫都有名字。果然如此，当鹰鹫群中蹒跚地走出模样特别威猛的一只，率先吃起来，其余的鹰鹫才一涌而上，纷纷撕抢着肉和骨头。我听见天葬师高喊：“嘿！不要打架，有你们吃的。”

　　越来越多的鹰鹫“嘎、嘎”叫着降落下来。我数了数，大约有八十多只。天葬师有些激动地说：“这可真少见，有时候真正的尸体摆在那里也没几只鹰鹫来吃。”有人就问为什么，天葬师说这是因为这个人生前造了恶业，连鹰鹫也嫌其肮脏，不愿意来吃；有时候鹰鹫来得虽多，却也不围上来吃，这是由于死者家里没有举办超度亡灵的法事，而今天很不寻常。喇嘛就说这是因为在这之前请示过法王噶玛巴。天葬师便认为那必定是得到了噶玛巴的加持。


　　天葬师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过去也是楚布寺的扎巴。他是如何看待他的这项工作的呢？他简短地答道，他总是以释迦佛以身饲虎的事迹鼓励自己，观想自己就是眼前手中的尸体，被切成一块块，供奉给那些来自十方的空行，所以他认为天葬师是一项神圣的职业。

  

那么，仁青又是怎样成为一个“刀登”的呢？在我罗嗦了这么多之后，我终于要交待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用仁青的话来说：“最早我是一个牧民。其实我的祖祖辈辈都是柯拉草原上的牧民。其实我差点去寺院当了扎巴。但‘民主改革’开始了，我被工作组看作是革命干部的培养对象，可是我这个人的心肠太软了，我一见到牛病了，马痛了，我就要去照顾它们。这样我就成了兽医。革命工作也是需要兽医的。但是革命工作不需要‘刀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死了人，是不能去天葬的，因为天葬是‘四旧’，天葬师也是‘四旧’，结果那些死了的人不是被埋在地下，就是悄悄地扔进了河里。啊啧啧，对自己死去的亲人干下的坏事，没有比这更坏的了。那些没有被天葬的人恐怕都停留在中阴阶段，得不到超度，变成了恶鬼。后来，大喇嘛丹增德勒对我说，我看你对那些牲口好得很，它们身上的伤口你还用舌头去舔，这说明你对死人也会怜悯的，你非常适合做一名‘刀登’。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不过我可没想过共产党员能不能当‘刀登’的问题。无论如何，没有‘刀登’的话，人会死得很不安心的，这样很不好。再说共产党的话里面最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做一名‘刀登’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没想到仁青如此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教导。我冲着仁青翘起了大拇指：“仁青，全中国，不，全世界的共产党员里面，你是唯一的一个‘刀登’。”接着我把话头一转，严肃地说：“那你收不收钱呢？”

　　仁青笑得露出了一口雪白的牙，就像是对我善意的嘲笑。这时候，我们正好在柯拉乡政府的门前下马，在我们的身后，夕阳把那边环抱着天葬场的山谷照耀得一片金黄，无比地好看。仁青从他的工作站取来一张报纸般大小的白纸，上面绘着一份表格，密密麻麻地填满了数字或圆圈。这是什么意思？

　　仁青说：“我划过的那些死人全在这表格上。这是他们的名字。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家人给我的钱。想给多少都可以，五块，十块，二十块，给得最多的是五十块。没有钱也行。没有钱我就画一个圆圈。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表格呢？我是要记住这些人。这些钱我也不用在自己的身上，我有的是工资（其实就两百多元），所以我把一部分钱送给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把一部分钱拿去修转经堂。”

　　有意思，就绘制表格这一点，可以看出仁青还是没白当国家干部，不然一个纯粹的牧民恐怕只会靠绳索或者别的原始手段来记事了。我很感动，由衷地认为仁青的的确确在不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留在乡政府为我们做晚饭的丹泽在叫我们。想不到除了土豆丝，竟还有他和曲扎在半路上采摘的松茸，与红烧猪肉罐头混在一块烧，好吃得不得了。


  

仁青与我们共进了晚餐。虽然他身上的异味依然不散，但我已经能够做到像曲扎和丹泽那样不在意了。屋子很小，除了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和四根摇摇晃晃的长板凳，一个可以熬茶做饭的钢炉和满地堆放的木柴，别无他物。哦，对了，那桌上还有一架黄色的电话机，是那种老式的摇把儿的电话机。这屋子是乡政府的会计室。别看只是一个乡政府，可五脏俱全，什么妇联、团委、计生办、人武部样样都有，但都铁将军把门，一个人也不见。前面说过，乡干部都去做松茸生意了。屋外，几个穿袈裟的扎巴在打篮球，他们都是附近寺院的僧人，被叫来暂时代管乡政府的日杂事务，还揣着几个办公室的钥匙。我笑道：“这岂不是夺权了？”

　　当然，乡里还有一个正式的值班人员，名叫格桑贡布。我不记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干部了，这是因为他的外表、他的言行实在太有特点了，以致我至今一想起他，就想起他满头乱蓬蓬的卷发，黝黑的脸上一双像牦牛眼睛那样的大眼被酒精烧得通红。“你完全是一个酒鬼”，曲扎局长严厉地冲着一头闯入的格桑贡布批评道。但是格桑贡布并不理会，抓住摇把电话机就是一阵猛摇，据说这么一摇，周围四个乡的电话机都要响，而总机设在县上。格桑贡布居然很快就找到了正在县上买卖松茸的乡长，如此落伍的通讯方式居然管用，令人叹服。只听他用一口古怪的汉语大喊道：“赶快回来不是，要出人命了！回来不是，我们劝不动了！”原来因为近来政府正在重新划定雅江县和理塘县所接壤的界线，引起了两地乡民之间的纠纷，据说理塘毛垭坝的牧民已经聚集了五十多人，要用武力争抢被划走的草场，激起了邻县柯拉和红龙等地的牧民日益高涨的反弹情绪。

　　于是围绕勘界这个重大的话题，小屋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草场纠纷在藏地牧区是一个由来已久且十分棘手的问题。乡与乡、县与县、州与州、省与省，几乎年年都要因草场的所属权吵闹不休，甚至打死人命。事实上，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广大藏区被行政区划成几大块之后，草场纠纷就没有停息过。各级官员在不断失误的同时往往一筹莫展，连军人出面也无济于事甚至更加恶化，除非劳驾当地最有威望的宗教人士，如大喇嘛丹增德勒就多次化解过这类矛盾。不过在此放下不表，还是继续说仁青吧。

　　暴雨开始下起来了。一个个密集的闪电划破漆黑的天空，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居然闯入屋里，将悬垂在窗边的电话线溅起一阵耀眼的火花，格桑贡布惨叫一声，就像是他的乱发被烫得更卷，赶紧逃之夭夭。我点上自带的蜡烛，继续听仁青讲他的故事。可是仁青为何如此激动？就像是那闪电也激活了他体内沉睡的激情，他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而他那地地道道“牛场娃”（当地汉语中对牧民的称呼）的方言，与曲扎和丹泽你一言我一语的同声翻译，不但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一团，也在我的录音机上留下一片噪音，其结果就是此刻我已经无法复原“刀登”仁青精彩的言论。这真教人遗憾。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几句话：“生命是无常的，今天还看见这个人在放牛，明天就抬上了天葬场，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鹰鹫吃了。也许我十年后还在这里，也许我没几天就死了，这谁也说不清楚。”“每次在天葬场上用刀子划死人的时候，我都把这些死了的人想成是我自己，我都在心里祈祷，下一次轮回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转世。”

　　我还记得仁青讲述的这样一个细节：“不管是给牲畜看病，还是用刀划死人，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总是手也不洗就去揉糌粑吃，那手上常常还带着血。我不觉得脏。反正都是生命的血，就跟自己的血一样。后来，大喇嘛丹增德勒对我说，虽然你的心是没有分别的，但是那些血带着病毒，你如果吃下去的话会影响你的来世，这以后我就改过来了，每次都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其间曲扎和丹泽先后出门小便，留下我一个人倾听仁青充满激情的演说，他确确实实是又演又说。适逢又一串闪电与惊雷交织而至，几根蜡烛不是突然倒下就是骤然而灭，似乎只有一根蜡烛还在燃着，那忽明忽暗的光亮下，仁青的面部表情不断变化，几乎让我相信那就是被仁青解剖过的那些死者交替显现，所谓吓得毛发竖立的感觉算是被我体会到了，就在我几欲夺门而逃的时候，我的两位保镖回来了。

次日雨过天晴，柯拉草原如出水芙蓉，美丽无比。一大早仁青就来告别，因为牧场上死了四头小牛，他得赶紧回去给其他牛打防疫针。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身上仍然带着一种异味但我已经浑然不觉。我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地亲切，因为我来自拉萨，那是一个让他最为渴慕的地方。他交给我一百元钱，恳切地要求我回到拉萨之后，为他和那些被天葬的死者在大昭寺念经、点灯。他似乎有些伤感（确切地说，不是他伤感，而是他的话让我伤感）地说：“如果这几年之内我还活着，我就去拉萨朝佛，我很想去大昭寺见一见‘觉仁波切’（藏语，释迦牟尼佛）。”

　　望着仁青打马而去的背影，我得承认，说到底，他本质上还是一个跟其他牧民无甚分别的牧民，虽然他有好几个身份，但历史赋予他的那个最特别的身份似乎是多余的，几乎不着痕迹，这让我对他最初萌发的兴趣落了空，不免有点遗憾。但我又深觉庆幸。许许多多的藏人恰恰因为身份的多重性而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我的意思是我见过许多人格分裂的藏人，比如我身边的长辈们（他们现在的身份是“退休干部”），他们的一生往往是无所适从的一生，他们的归宿也往往是没着没落的归宿。当然这个话题太复杂了，所以我只能说，在这片似乎不变又似乎大变的柯拉草原上，仁青还是仁青。

　　……两年后，我又去了雅江，但没见到仁青，曲扎说他还活着，只是已经不再当“刀登”了。一年后，我又去了雅江，曲扎请我吃饭，意外的是竟看见仁青坐在饭桌前向我微笑。他比以前老多了，笑的时候好几颗门牙都没有了，不笑的时候，深陷的眼窝与削瘦的脸竟有些像骷髅。我注意到，从他的身上已经闻不到当年的异味了。他心满意足地告诉我，他去过拉萨了，他见到‘觉仁波切’了，他终于实现了临死之前最大的愿望。他还说本来想去看我的，但没想到拉萨那么大，人那么多，他只好在朝佛的时候大声地念诵了一遍我的名字。他还说收到了我寄去的照片，果然跟他想象的一样，自己那样子，就跟天葬场上每一个等着天葬的死人差不多……

               太辛苦啊

天葬场，是一片宁静的草原，但却飘拂着一股异样的气味。

阿祢陀佛!